P影展看天堂花園談婦女受暴 王蘋:多元對話比壓迫司改有力

特約記者王迺嘉 / 台北報導

黃靜案和孫志剛案比起來,處境要艱難得多,我想就是因為她是一個女性,而女性的公民權利在我們(中國)這個社會被認同的程度,相對來說還十分薄弱。

《天堂花園》片中,艾曉明在黃靜遇害一周年紀念會上沉重地說。

不同於前兩場影展中探討政治與公民議題,《天堂花園》的維權視角轉向性別議題。PNN和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合辦的《艾曉明維權影展》特別邀請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擔任與談人,從自身經驗出發提出各種觀點。

「艾曉明的片子看似讓我們清楚地面對對於婦女性暴力的重視,以及點出對於司法體制的不公平需要層層改變……」王蘋認為影片具有相當複雜度,其一是艾曉明特殊的性別的議題視角,其二是兩岸公民權行使的同質性。此外,艾曉明更呈現了一些「不加解釋的畫面」,讓觀眾去思考。

在司法判準的性別議題方面,王蘋表示台灣的婦女運動對於反性別暴力、婦女人身安全的議題已抗爭多年。經過多年的努力,過去女性受暴是「自找的」的錯誤觀念不再,婚姻內與約會強暴的概念也已建立,男女交往關係並不決定了暴力的成立與否。

早年彭婉如遇害的事件促使婦女人身安全受到政府及大注目,驚天動的鄧如雯殺夫案也催生了家暴法。經過婦女團體的努力,台灣司法對女性人權的重視日益增長。妨害性自主罪、性侵害防治法、分布在不同工作與教育場域的性騷擾防治專法……一系列保障婦女權益的法案制度相繼確立,「但是看似有法條出現,似乎要依法辦案是容易的,但其中仍有其複雜性。」

「台灣不可能發生像影片一樣的事情,因為輿論一定會站出來表示一個清楚的立場。」王蘋強調,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情況不盡相同,卻仍然存在問題。以前台灣的情況和大陸相似,但,「現在很多性侵害、性騷擾的案子,90%都會成案,有一種社會對話沒有充分展開,而是很快地用司法作判準,司法又受到輿論的限制,擔心變成恐龍法官。」

婦女運動使得婦女安全的保護已經拉到甚至超越法律之上,自從白玫瑰運動聲討恐龍法官後,一些法界人士開始對「婦女保護是否已違反性別比例」產生疑慮,但是礙於社會輿論,沒有人敢明目張膽地說出來,「誰敢說都會被當作男性父權、既得利益者的角色」。過去司法在父權框架下對婦女性暴力的不理解,如今又極端地轉變成害怕輿論攻擊的處境,性別議題在司法審判過猶不及,王蘋認為最大的問題是其缺乏公眾對話的基礎。

在談到黃靜最後因「特殊性行為」的死因,王蘋對於片中艾曉明訪問李銀河時提到的「性愉虐」(BDSM)做了一番解釋。性愉虐是指做出性行為的展現並產生接近於死亡但愉悅的感受,雖然李銀河表示黃靜案完全不符合BDSM,但她肯定人類性行為中確實有BDSM的行為就開啟了一個對話空間。回溯過去的新聞事件,台灣早期確有男同志在窒息式性愛的過程中,因失誤鬧出人命,當時因為社會緊縮,缺乏相關知識才會發生遺憾,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媒體甚至用了極盡窺探隱私的方式來看待此事。

「確實在性行為的現場會有很多複雜的部分,如果我們可以坦誠的、不帶任何忌諱與汙名的來討論」,像黃靜的母親可以接受自己女兒跟別人發生性關係的事情,這都將成為對話基礎的可能。「保護女性不被侵害的部分,也不可以跟性最保守的觀念做連結,因為最保守的狀態是只要男性和女性發生性關係,就變成強暴。」王蘋認為,女性免於性暴力的保護之下,仍應將保有女性的性自主和性自由的空間作為前提。

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提醒:如果我們可以坦誠的、不帶任何忌諱與汙名的來討論,將成為對話基礎的可能。保護女性不被侵害的部分,也不可以跟性最保守的觀念做連結,因為最保守的狀態是只要男性和女性發生性關係,就變成強暴。她認為,女性免於性暴力的保護之下,仍應將保有女性的性自主和性自由的空間作為前提。

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提醒:如果我們可以坦誠的、不帶任何忌諱與汙名的來討論,將成為對話基礎的可能。保護女性不被侵害的部分,也不可以跟性最保守的觀念做連結,因為最保守的狀態是只要男性和女性發生性關係,就變成強暴。她認為,女性免於性暴力的保護之下,仍應將保有女性的性自主和性自由的空間作為前提。

艾曉明的記錄片雖然有點煽情,但她確在誠實表明立場之餘,仍客觀的程現多方觀點,讓事實去說話,試圖創造讓事情對話的可能性,而非一面倒的批判控訴。《天堂花園》中一開始呈現了受害人黃靜與犯罪嫌疑人雙方父母對事件的說法,中間也節錄了談話性節目《魯預有約》上,犯罪嫌疑人的辯護律師的說法。「它讓一些觀點出來,甚至在中間還去問了黃靜的姐姐,如果人們說犯罪嫌疑人的是被冤枉的,她會怎麼看這些事情。」

片中令王蘋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山大學的驗屍教授接受訪問時的一句話:「原來我的工作是這麼受到公眾矚目」,這話凸顯了現代社會講求科學證據的價值觀,卻也讓王蘋反思,「我們受到冤屈的時候,仰賴的是公正的驗屍報告、公正的司法制度來澄清~難道我們就只能等公正的證據發言嗎?其實再怎麼公正的證據,在對話過程中雙方都會有不同的解釋,有一些是可以增進理解的。」

王蘋反思,難道一定要把人民的權利放在所謂正義的司法體系去審判才會有結果嗎?人民是否可以更有力量、更多元、更開放的對話?

王蘋反思,難道一定要把人民的權利放在所謂正義的司法體系去審判才會有結果嗎?人民是否可以更有力量、更多元、更開放的對話?

除了司法審判的性別議題,《天堂花園》另一個複雜的地方,則在於兩岸看似差異極大,本質卻又極為相似的公民權行使處境。「我們都會覺得中國大陸好像很不民主,就像影片中所描述,人民簡直沒有任何基本權利可以伸張。但仔細去看,其中某一種人民的期待,我覺得跟台灣就很類似,就是一種期待公平正義、期待人民的聲音被聽見,但是被阻止了所以有冤不能伸。」

《天堂花園》裡艾曉明在陪同黃母上訪北京的過程中,穿插記錄了許多上訪多年只為求公義的中國公民身影。主持人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表示,這些議題雖是和中國的特殊處境有關,但也是兩岸共同會遇到的問題,看著片中四處為愛女尋訪伸冤的黃靜母親,令他想起了二十年來到處奔走的蘇建和父親,也是在龐雜的事件中賠上一生。而台灣的立法院、監察院外也常有捧著遺像或骨灰罈的民眾,要求司法還他們公道。

天堂花園》裡艾曉明在陪同黃母上訪北京的過程中,穿插記錄了許多上訪多年只為求公義的中國公民身影。主持人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表示,這些議題雖是和中國的特殊處境有關,但也是兩岸共同會遇到的問題,看著片中四處為愛女尋訪伸冤的黃靜母親,令他想起四處奔走為子伸冤的蘇建和之父蘇春長先生。

天堂花園片中,艾曉明在陪同黃母上訪北京的過程中,穿插記錄了許多上訪多年只為求公義的中國公民身影。主持人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表示,這些議題雖是和中國的特殊處境有關,但也是兩岸共同會遇到的問題,看著片中四處為愛女尋訪伸冤的黃靜母親,令他想起四處奔走為子伸冤的蘇建和之父蘇春長先生。

「我們對司法依然有許多意見與不滿,但要求司法正義命題真的這麼正確嗎?」

王蘋反思道,「難道一定要把人民的權利放在所謂正義的司法體系去審判才會有結果嗎?我覺得人民是可以更有力量的。」除了塑造一面倒的輿論,公民應該要有更多元、更開放的對話,人民如果透過對話去確立我們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就能產生一種力量,「這個力量的介入,就會使我們在一個運動前進到最後,不會走向單一的可能。」

最後,人民的權益,還是應該用期待中的司法來捍衛嗎?王蘋雖然提出了公眾對話的想法,但對於這個觀點她仍留下了問號,「我沒有答案,可能需要更多的勇士出來挑戰司法、不斷逼迫司法改革,還是我們有別的路徑可循?也許我們有別的道路,很可惜不能跟艾曉明導演對話。」

有觀眾質疑艾曉明用溫情角度處理黃靜母親的手法,與其他大陸主流媒體的手法如出一轍。對此管中祥認為,運用煽情與溫情手法,多半是為了提高議題關注度。「以前中國媒體曾發展出異地監督的方式,因為都在一個黨的體系,處處都受限制,現在連異地監督都被禁止,所以現在用灑狗血的方式推廣議題、增加大眾關注,也是不得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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